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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发“狂言”的直谏臣李呈祥

2018-06-14 09:16:45    来源:人民网        责编:张帆

图为《沾化东李家乘》

清顺治十年(公元1653年)二月,京城的满官圈子里开始热传一条惊悚的消息:一位小小的汉官竟然敢向皇帝进谏,要求尽数裁去六部的满官而专任汉人。满官们无不义愤填膺,准备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汉人付出代价。

这个敢发“狂言”的汉官,便是明末清初山东沾化人李呈祥。

在沾化东李家族的家谱中,还收录有这个大逆不道的《辩明满汉一体疏》。这篇被斥为“裁去满官,专任汉人”的奇文,不仅在朝堂引发了轩然大波,也彻底扭转了作者的命运。李呈祥被下狱流放,几乎客死异乡。但他仍执着地将它汇编入诗文集中,希冀流传后世。

“李呈祥是个快人快语的耿直人,所以才会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下说出‘大逆不道’的话来。”其后人李洪彬说。

山河破碎风飘絮

明万历四十五年(公元1617年)九月初十,沾化县西关(今富国街道)贡生李咸英的家中喜添一子。兴奋的咸英翻阅群书,遍寻佳句,给孩子起名为“呈祥”,寓有“呈现祥瑞”之意。

七岁时,李呈祥入私塾开蒙读书。因悟性高、记性好,塾师评其“赋资瑰异”。十岁时,李呈祥与同乡苏竹浦、剑浦兄弟及高含章共学制举文字。读书西村后,他尤爱史学,甚至亲手誊录庄骚、史汉诸文字并研习背诵。及其长大,更穷研司马、班范诸史书,在当地文名鹊起。

补诸生后,李呈祥因才学得山东督学翁鸿业、沾化邑宰刘观欹的器重。刘观欹拿出珍藏多年的《函史》书稿,馈赠予李呈祥。刘氏认定眼前的这位年轻人,虽貌不惊人来日却必为国之伟器,勉励他穷究天人古今,日后造福百姓。

历史是现实的虚幻照映,史书中包藏治乱兴亡的借鉴。从西汉司马迁著《史记》开始,历代史学家都留心于探究“天人之际,古今之变”的真理,李呈祥对治乱之事自然也倍加留意。“我和剑浦少年时听闻明僖宗天启年间魏忠贤宦党乱政事。每每私下指责当时的贵公巨卿,是只知尸位素餐而不知为君谋国。”

为臣子者,应当为君谋国,但该如何为君谋国?李呈祥笃信,臣子首先应秉承“直言敢谏、刺君之过”的信条。

崇祯十五年(公元1642年),李呈祥中乡试举人,次年春闱又中进士,春风得意一时。

如果按部就班,李呈祥接下来是要赴吏部铨选。兴冲冲的他和几个同乡,有说有笑地赶往京师。但这行人刚抵达,就遭逢瘟疫流行。同行的一个孝廉,不幸染病亡故。李呈祥冒着丧命的危险,执意为其收殓安葬。此后,李呈祥就寓居京师,等待吏部的派任文书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局势越来越糟糕。李呈祥没能等到吏部文书,却等来了牢狱之灾。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,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,埋葬了朱明王朝。关外的满清军队伺机入关,占据北京统治中原。李呈祥还没从国破君亡的伤痛中走出,就遭遇了个人生死的残酷考验。

满清进入北京后,四下搜捕读书人,李呈祥不幸被捕入狱。狱中的他被迫剃发易服,身心饱受摧残。被折磨四个月后,他才在同乡的周旋下放归故里。九死一生的李呈祥与妻子相互搀扶,才得生还回乡。返乡后他“归谒高堂,拭目惊泣,谓岂冀复生还矣乎”。

四个月的牢狱生涯,李呈祥度日如年,甚至作了死节的最坏准备。如今死里逃生,他深感乱世生命如蝼蚁般的脆弱无常。

春风得意国事任

邦有道则现,邦无道则隐。逃归后的李呈祥,如惊弓之鸟、迷途之鹿,不求闻达诸侯,只愿侍奉高堂。

但京城的统治者,为巩固新生政权,却在调整统治政策。满族权贵希望依靠文治来笼络人心、钳制民意。文治离不开士子的配合和参与,所以他们一边下诏开科举,一边下令举荐前朝旧臣。山东是士人的集中地,清廷的招抚不遗余力,山左士人归顺者络绎不绝。

在清廷恩威并施的手段下,李氏的至交好友高珩、王崇简、王永吉、冯溥和苏剑浦等人渐次降清,李呈祥的内心颇受触动。他久久在仕与隐之间摇摆,难以最终抉择。此时父亲又勉励他“天仇既复,此子行义时”,重燃了内心深埋的治国梦想。

李呈祥进京赴阙了。入仕清朝后,他温恭自持,贤德廉洁。因清廷草创,正是用人之际,李呈祥的仕途顺达,屡次升迁。顺治三年(公元1646年),补翰林院编修。顺治五年(公元1648年),升任国子监祭酒。顺治八年(公元1651年),迁詹事府少詹,兼侍讲学士,并充清实录副总裁。短短六年间,35岁的李呈祥官至四品,圣恩正隆。

但官运亨通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。

李呈祥虽遇改朝之痛,“刺君之过”的信仰却并未动摇。更兼他生性耿直,为官敢谏直言,却不知揣摩上意,不懂变通保身。他曾在为友人的举荐疏中,委婉地表达自己心中“忠臣”的标准:“求忠臣必于直谏之门,如原任检讨臣唐梦赍,迹虽似乎渎扰,心实出于效忠,愿与许作梅等一体录用。”

“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李呈祥认为只有敢于直谏、对君王不虚美溢美的臣子,才配得上称忠臣。”李洪彬说。

敢谏的追求、耿直的品性,在浑浊官场中算是一股清新之气。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,过分的耿直只会招致杀身之祸。

李呈祥很快就要为自己的耿直付出代价了。

石破惊天作奇文

顺治初年的政治形势,微妙而紧张。根深蒂固的满汉矛盾下,汉官在理想和现实间夹缝求生,稍不注意就会触碰红线,遭受无妄之灾。

对这一切,耿直的李呈祥也许并未察觉,也许不以为意。他醉心于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里直言敢谏的精神,时刻关注着定鼎之初的为政得失。若朝政有弊病,他便讽喻于朝堂。

顺治亲政初,满族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,汉官的地位愈发边缘化。越来越多的汉官感到,六部尚书只由满人担任是对汉臣的歧视和压迫。满人不娴于政治,六部在他们的管理下混乱不堪。尽管顺治帝为加强专制而拉拢汉官,在“不分满汉、一体眷遇”的幌子下于六部增设汉尚书,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满尚书手中。各衙门奏事,但有满臣、未见汉臣的现象比比皆是。

李呈祥早就对此牢骚满腹,私下里对汉臣多次申言。

有些汉官采取“曲线救国”的策略,虽不对大政方针提建议,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、读通鉴、开经筵,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。而另一些耿直的汉官,则在等待合适机会,向年轻的皇帝阐发心中看法,宣泄内心不满。

顺治十年,皇帝就“满汉诸臣胥当一体”的问题下诏求贤,寻求能直言敢谏的大臣。如果李呈祥此刻稍有政治敏感度的话,也许能从不久前的吴达奏疏案中嗅到危机的味道。

当年正月十九,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了一本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》,称“未闻冲龄御世,聪明轶于百王,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”。吴达的奏疏直指朝中满官属于臃肿无用之类,自然激起了轩然大波。奏疏被付廷议后,满臣认为该疏“藐国臣为草茅,而比之以臃肿,悖甚谬甚”。尽管吴达再三解释,也逃不了被贬的下场。

二月初,李呈祥将石破惊天的《辩明满汉一体疏》呈递上去。

在《沾化东李家乘》中,对李呈祥的奏疏作了全文记录。奏疏里,李呈祥首先强调“用人得当”的极端重要性,“帝天之命主于民心,而民心顺逆在于用人当否”。天下民心的向背,决定于施政人才是否恰当。他讽喻当今是“吏治之庞杂已甚,百姓之失所已极”。其意在表明,当下吏治庞杂混乱,已到了必须治理的地步。

那该如何廓清紊乱的吏治?李呈祥接着以顺治“满汉一体”的理念切入,指出“我皇上谓大小臣工皆腹心手足,所视满汉诸臣为一体”。但他对何为“满汉一体”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。他以人的身躯部位为喻,指出一体并非是功能等同,“人之一身,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行,各守其官,而互相为用,所谓一体”。各司其职,因材制宜,协调统一,才是真正的“一体”。如果眼睛不仅要观察,还要替代双耳、双手和双足的功能,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丧心病狂,绝对不是真正的一体。

顺着这个贴切形象的比喻,李呈祥自然将话题延伸到满汉大臣的异同上来。李呈祥说:“满族大臣甘冒锋镝、披荆斩棘,平定天下,功绩自然彪炳。然而自古开创天下的功臣,往往娴熟军旅而粗疏民政。所以汉光武帝要优待功臣,却并不用吏事来烦扰他们,这种考虑才是周全齐备。”

“熟稔章句之学的汉儒,都是亡国灰烬中的残余,对建国没有尺寸功勋。如今皇上不计前嫌,对他们洗濯录用,可谓是罕见的恩遇。”所以汉臣应当“毕智竭力少为报效者,在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。

满汉诸臣,作为帝王股肱,恰如人之耳目手足,各司其职才能发挥功用。然而当下政治由不熟悉治民的满臣把持,熟悉治国的汉臣却得不到重视,朝堂关系并不和谐。

李呈祥据此提出大胆的建议:“臣希望陛下,对于满臣,多记录功绩,宽容小过。凡是在各衙门任事的满臣,职务要务虚。如果行为得当则予以升赏,偶尔有不合适的,也要宽容优待。对于汉臣,则要求他们担当任事,杜绝其推诿塞责。凡是在官位上的,一定要清晨工作晚间思索。工作需要见实效,不作务虚之事。如果当进言而不说,则治他的欺君之罪;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,就惩戒他的怠政懒惰。”

如果按照他的政策施政,则满汉诸大臣肯定同心协力,那么纪纲自然振举,政事必然修明。而且大臣守法度,小臣自清廉,京师大治,四方自安。天下安定,民心顺达。尧舜禹汤之主,可立刻复见。

李呈祥的这番话,语虽委婉,却字字见血。他实际是建议皇帝,把朝中的人事安排做一个颠覆性的变革。

从当时实际需要来说,李呈祥的建议对稳定朝局、加速汉化、巩固统治,应该是一条切实有效的策略。但他的建议,无疑挑战了满臣和皇帝的心理底线。

李呈祥后来的际遇,自然可想而知了。

因言获罪徙远疆

不久顺治帝在内院阅览了李呈祥的奏折。他对随行的大学士洪承畴、范文程、额色黑、宁完我和陈名夏等人说:“李呈祥的奏疏着实大不合理。昔日未定鼎时,我朝都是满臣处理政务,也兼顾田猎行军之事,未闻有失政之事。尔后大业得成,期间何曾咨询过你们汉臣大政方针一事,何来满臣不习政务之说?朕不分满汉,都是一体眷遇,你们汉官奈何反生异意?”顺治帝接着话锋一转,似有所指地强调:“按道理来说,理所应当首先尊崇满臣。如今满汉一体,你们汉臣还不知满足。大概因为你们多半是前朝旧臣,所以才有这等狂悖之论吧!”在场的汉臣大学士见皇帝发怒,皆跪地不敢答话。

皇帝的申斥,是对汉官“悖论狂言”的敲山震虎。满官们心领神会,立刻上疏弹劾李呈祥。副都御使宜巴汉弹劾道:“讥满臣为无用,欲行弃置。称汉臣为有用,欲加专任。阳饰辩明,阴行排挤。”随后刑部官员议李呈祥“蓄意奸宄,巧言乱政”,暂定为死罪。也许皇帝对李呈祥有爱怜之心,并未立即批准刑部的结论。拖延七八日后,顺治对李呈祥宽大处理,作出“命免死,流徙盛京”的决定。

李呈祥就这样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

忠心一片、直言敢谏却成为众矢之的,巨大的落差让李呈祥心灰意冷。在《东村集》中,他反复以屈原自况,借褒扬他人格高洁、忠君爱国却得不到理解来抒发心中的不甘。

圣命下达,李呈祥辞别痛哭嚎啕的家人,挥泪拜别送行的同僚,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京城,踏上凄苦漫长的流放之路。送行之际,闻讯而来的百姓夹道相送,“其泣而观者如堵”。

两个月的风餐露宿后,李呈祥终于到达流放地尚阳堡。这里“盲风怪雾、惨日愁云、茂草黄沙、阴房清火”。冬季气候更是极端严酷,“大雪弥天,寒可裂肤坠指;夜卧多年不火之炕,三更倚枕,布被如铁”。李呈祥初到异地,便陷入血与泪、呻吟与哀号的境地。

但李呈祥两番经历生死,早已将苦乐置之度外。他虽始而痛苦挣扎,但立刻豁达顽强,很快找到了心灵慰藉。他在流人中结识了涵可、左懋泰等文坛领袖,还见到了昔日的同僚故旧。

没有了官职的羁绊,从前的陌路反而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。他们成立以尚阳堡、铁岭、盛京流人为主的“冰天诗社”。李呈祥广交文化流人、隐逸之士,互相酬和,写下许多感叹时事,抒发情怀的诗篇。

“士不平则鸣”,仕途遇挫的李呈祥,反而在流人生涯中收获了文学的硕果。他的《木斋诗稿》共有诗文50多篇,便是流放东北时所作。其中如《茅屋》诗:“浪迹同飘梗,余生寄此椽。门开千里雪,爨起一窗烟。野鹿来相值,闲禽坐不还。北风吹正力,亦是羲皇前。”生活气息浓郁,一扫此前无病呻吟之感。

再如描写东北冬日的《仲冬一日》更为精彩:“正可闲无事,冬深天自寒。饥鸭蹲不语,冻犬卧成团。日出柴门晓,烟高大漠宽。吾生犹易足,瓶粟了晨餐。”诗篇构图自然,描绘了东北空旷寥廓的萧瑟景象,委婉表达了诗人落寞的心态。“饥鸭蹲不语,冻犬卧成团”两句更因传神自然成为传颂至今的名句。

由于诗人对生活有着切身体验,大多有感而发,诗文内容充实,诗风纯朴清新,颇有唐宋遗韵的味道。“冰天诗社”在本没有多少文化可言的塞疆僻野处诞生,拓展了流人们的活动空间,丰富了流人的精神生活。而且其创造的浓郁文化氛围,参与了这一地区文化底蕴的塑造。

可尽管遭受磨难,李呈祥依旧不改对时事的关注、直言敢谏的笃信,虽偶有牢骚之语却也是怨而不怒。在《苏剑浦传》中,他借着为朋友作传的机会,表明自己对政治的看法:“我观览史书文字,愈发感叹明天启崇祯两朝的朋党倾轧,互相攻讦。国是因而日非,百姓穷困盗贼蜂起,终至动乱而亡。窃以为咎错在人臣以虚美欺诈侍奉君主,不愿直言敢谏。如此循环往复,国家安得不亡?”

遇赦得归返故里

顺治十五年(公元1658年),皇帝下诏咨询言官不进谏的缘由。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森先借机上书,认为“陛下孜孜求治,寻求进谏的诏书屡次下发。但诸臣迟迟观望的缘故,都是因为从前进谏言事的诸臣们,一旦因言获罪,必定遭受惩戒创伤,往往流徙边疆,众人因而恐惧,内心以进谏为祸端的起源”。他向顺治建议:“臣以为欲开言路,应该先宽宥言官的惩罚。”在他草拟的应宽宥的言官名单中,李呈祥排在第一位。

奏疏递上,又戳中了顺治的痛点。李森先因偏袒罪臣而被流放到尚阳堡,和李呈祥竟成了难友。不过顺治随即宽容了李森先,令其复原职。风雪交加的荒原中,李呈祥手执李森先的双手,感谢他仗义直言的恩情,祝贺他遇赦得归。二人互相宽慰,感慨万千。

两年后,顺治帝又重新审视起李森先的奏折来。他下诏命吏部开具因建言而得罪的直臣名单,李呈祥又被列为第一位。

赦免的圣旨终于下达到了尚阳堡,绝处求生中的李呈祥欣喜万分。他急忙忙赶回京师,向顺治上疏称谢。但顺治只是赦免罪责,却并未让他复职,李呈祥只得回到故乡闲居。

诗酒桑麻散淡人

回到故乡后,李呈祥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田园生活。归乡途中,他既欢喜又忧愁,喜的是“千里驰驱亦有涯,故园地近欲还家”,悲的是“眼到穷交双涕泪,心悬绝塞几萦思”。

一方面,自己虽获自由身,却依旧牵挂着在塞外流放的朋友们。另一方面,侧室金氏和所生幼子均死于塞外,埋骨异乡,令他悔恨而不能释怀。

随着故乡的临近,李呈祥不禁觉得“归来怕见故园春,皂帽辽东旧流人”,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感触涌上心头。

回乡之后,李呈祥起初很不适应,时时发出慨叹之语。李呈祥有九子五女,家庭成员众多,遇到荒年贱月,生活并不宽裕。他就写诗宣泄内心的苦闷:“苦忆夏时旱,嗷嗷待升斗。俯仰百无资,艰难累老母。兹秋幸薄收,黍稷实多有。方愧谋一饱,焉敢事杯酒。”

生计的艰难,使李呈祥甚至觉得不如流放时日子过得清闲。从《塞外吟》中,可看出他矛盾无奈的心理:“犁锄活计勉支持,菽水萧然奉母慈。寸草有心还自问,何如塞外望云时。”

不仅是自身的困窘,他人的苦痛亦感同身受。一遇荒年,李呈祥尚能糊口,而普通百姓则衣不遮体,食不果腹。弃儿卖女度饥荒的惨景让李氏倍感唏嘘,他在《饥民谣》诗中,悲叹百姓的苦难:“……东村出,西村入,井泉干,井旁泣。饿且死,敢一言,闻救荒,荷新恩。米价贱,已屡年,完公税,急办钱……”

苦闷的里居生活,迫使李呈祥寻找精神的慰藉。他开始喜读陶渊明诗文,希冀从中得到精神的解放。而后他也渐渐发觉田园生活的乐趣,开始养家教子、读书诵经、游山访水,也逐渐和本县的亲朋故旧交往,形成一个活跃的文化圈。桓台的王士禛、王士禄,淄川高珩、唐梦赉,滨州杜漺、惠民李之芳,和李呈祥不但有同年之谊,而且有亲属关系。他们交游唱和,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圈,并创作出许多诗文精品,如《邺园李公总督两浙序》《戊午二月为李邺园赋读书楼》《八月祝李邺园年兄》《初夏送湄村之任汴梁》等。

康熙十六年(公元1677年)九月,李呈祥去淄川探望同年高珩并拜访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第一个参阅、作序者唐梦赉。三个花甲老人盘桓数日,诗词唱和,相处甚欢。李呈祥作《次念东韵》以纪念,“白发惊相见,余生老病翁。新愁今日异,别泪昔时同。远水流还住,浮云过亦空。秋寻携胜友,杖策溯轻风。”杖策寻友、返观自然,成了李呈祥晚年的一大生活乐趣。

康熙二十六年(公元1687年),一生波澜起伏的李呈祥走到了人生的终点。观其一生的行迹,少年得志、宦海浮沉、流放边疆,可谓起伏跌宕,备受磨难。生死之间,他秉守信条,不失本心,却也豁达开朗,安贫乐道。无怪乎他常以屈原自比,又以苏轼自慰,自始至终不曾因直谏获罪而懊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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